为世界进文明
为人类造幸福
以青年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
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李大钊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戴芳澜遇到了哈珀和道奇。哈珀是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教授，研究真菌细胞学的先驱，在美国真菌学界有一定威望。道奇年长戴芳澜21岁，上大学前当过中学老师，那时就对采集食用菌感兴趣，1909年，37岁的道奇才拿到学士学位；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植物系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戴芳澜本想再坚持苦读几年，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回国效力。但是，他父亲失业，一家人生活陷于困境，几次叫他回国。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因父亲失业家庭生活无法维持，催我回国，因此我被迫回国，未能完成个人深造的愿望。”
1919年，戴芳澜带着几分辍学的惆怅，几分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登上西去的火车，横穿美国，取道旧金山乘船回国。阔别5年的上海，更加繁华，但是戴芳澜无心顾及灯红酒绿的社交活动，急于找到工作，为年迈失业的父亲分担家庭的负担。恰逢学长过探先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他很快就到这个学校谋得教师职位。初入教育界，瘦高清秀的面孔，似乎缺少点师道尊严，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一些，27岁的戴芳澜特意留起一撮短髭，增添几份威严，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保留着这个鲜明的特征，直到驾鹤西归。
健客：过探先吗？好像听说过。
云飞：嗯，科学社发起人之一。1910年，他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5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戴芳澜在此任教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学生经常对老师品头论足，对这位沉默寡言的年轻老师，并不看在眼里。1920年，过探先辞职，大部分留美的教师跟随离校，而戴芳澜此时资历尚浅，未能同往。过探先离校后，校中几乎只剩下留日和没有留学经历的老师，1920年夏，学生为此闹事，虽经调停而平息，但教学更不顺利。戴芳澜只好离开，他在自传中写道：“回国后，在南京第一农业学校教书，因农校闹宗派，未能安身。因此即去天津我哥哥处。后来在一私人农场工作，本非所愿，但因未能找到工作，只得暂就。”令戴芳澜多少感到高兴的是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第二篇文章“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这篇上万字的文章，连载两期。他从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以我国第一代植物保护工作者的责任感向农业工作者详细介绍了多种先进的病害防治方法。最后谈及从事植物病害防治工作的困难：经费无着，合作之难和生活无法维持。在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道出一位亟望为国家为农民谋福利的科学家的苦衷。
健客：差点忘了，《科学》杂志后来怎么样了？
云飞：也经历了一番艰辛。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稿件来源不确定，有时稿多喜出望外，有时稿少临渴掘井。科学家最反对的是专靠运气，《科学》偏偏要靠运气。随着任鸿隽、杨杏佛等核心人物的陆续归国，科学社总部在1918年秋天也搬了回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时代。社会聚焦在军阀之间的利益争斗，大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非官即商，只有一小部分人致力于近代教育与学术体系的建立。《科学》的经营状况一直不理想，感受到现实落差的社领导又陷入更大的焦虑。首先是社员的冷漠态度，不参加社务、不缴纳社费，就连胡适也拖欠了60元。其次是没能募集到足够的经费，以至于杂志因没钱而停刊过8个月。第三是愈演愈烈的稿荒，大有“民穷财尽之象”。杨杏佛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吾辈能在国外办报，不能在国内维持之，岂非笑话。”另外一个尴尬的问题是找不到固定社所，尽管上海、南京都有自己的“地盘”，但前者是胡明复任教的大同学院，临时作为《科学》编辑发刊的场所，后者乃过探先的住所，中国科学社总部只能委身于此。为了摆脱困境，胡明复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希望对方伸出援手。“社中经费，迩来异常支拙……每月亏空约二百余元……若能每年有经常津贴三千元，则社中出入，或可相抵。若蒙大力周全，代为一筹，使社事不至中途废置，则他日有成，《科学》之幸，亦吾国之幸也。” 1918年9月25日，北京大学编译处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马寅初、陶孟和、胡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他们都是当时北大响当当、重要的人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救助濒临倒闭的《科学》。蔡校长在会上通报了《科学》的情况，他说：“科学社为吾国今日学界唯一之研究学问团体，《科学》为吾国今日唯一之科学杂志，绝不能坐视其中缀”。蔡元培建议每个月从北大编译处经费中拨出200元给予补助，这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科学》杂志在停顿8个月后，终于重新印行。
1921年，28岁的戴芳澜回到荆州完婚。他的未婚妻邓淑媛，江陵县沙市镇（今荆州市沙市区）人。沙市邓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戴邓两家从他们父辈起开始联姻。戴芳澜的母亲是邓淑媛的姑妈，而邓淑媛的母亲又是戴芳澜的姑妈。邓淑媛的堂叔父邓振璣，也是戴芳澜的姑夫，清光绪癸卯，也就是120年前恩科举人，曾任内阁中书、法部典狱司知事。民国时期曾任湖南实业司司长，政务厅厅长及官矿经理处总理、厦门道尹、湖北政务厅厅长兼武昌商埠局长等职，并曾在沙市设益记布厂和书报馆，在上海创设仁寿康药号、昌明公司，还附设出洋招待所。邓振璣作官不仅不贪污，而且赔累愈来愈多，他应得的祖产差不多抵押变卖光了。他不准任用“三爷”（即少爷，姑爷及舅爷），一生追求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反对袁世凯等复辟帝制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自传中说：“廿多年来绝不沾他们的边”。
健客：想起来了，在《求学》中提到过，戴芳澜出国前的合影。
云飞：嗯。
邓淑媛从小不做针线，不缠足，只用心习文弄墨，广交朋友。她在武昌读完高中毕业后和妹妹一起曾在荆州办过一所求志小学。戴芳澜和邓淑媛这对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嫡亲表兄妹，早已两心相许，并已订婚。戴芳澜在清华读书，在美国留学时，两人鸿雁频传，感情更是浓密。戴芳澜还在美国读书时，双方家庭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据邓淑媛后来说，他们结婚前，戴芳澜觉得自己家境中落，担心邓家悔婚，可是当她知道戴芳澜的疑虑后，明确表示她绝不是嫌贫爱富之人，坚决要与戴芳澜结婚。后来在继母和姑妈的操持下，婚礼如期举办，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父亲失业在家，家庭重任需要戴芳澜分担。同年，他谋得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的教席，担任植物学和植物病理学教授。夫妻双双南下广州。该校成立于1917年，是当时广东全省唯一的高等农业学校，是近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的开端。该校前身是在康奈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的唐有恒于1909年创办的农林传习所（随后又改称农业教员讲习所），后来演化结果之一便是今天的华南农业大学。1920年，邓植仪接掌该校，兼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他也是留美硕士，是戴芳澜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邓植仪上任伊始，便使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撤出了划归农专使用的地区，又获准将试验场地50亩拨归学校作学生试验地，并在石马岗建成一座兼教学、科研、办公室、教职员宿舍的楼房。为了保证农专的合格生源，他通过广东省政府要求各地选送合格学生入学，并由各地公款酌给路费，以保证被遴选的穷苦子弟能上学。邓植仪认为农业教育应注重结合国情，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中国特色，鼓励教师结合实际编写教材。他在农林试验场设立调查科，有专人负责在广东各县调查农林情况；又设立推广科，bet体育平台-中国有限公司编印文字浅显易懂的读物推广农民易于接受的科研成果。他还支持农专学生会创办《农声》会刊，将农业科研成果介绍给农业界，向农民兄弟推广农业科学知识。邓植仪的这些新举措，很符合戴芳澜的愿望，他决心和全校师生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创业。他从1921年的新学年开始讲授植物病理学，结合实际自己编写讲义，为开辟试验用农田，带领学生跑很远的路去开荒。1922年夏天，他在农校农场附近发现芋头遭受病害，便采集病叶标本，随后，他收到广东增城农民来信，要求帮助。他这才得知该病在当地为害甚大，因此，他查阅文献，并进行实验观察，对这种病害作了详细的了解，写出了《芋疫病》一文，文中对病的症状、病原菌的生物学和防治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于1923年发表在《农林季刊》第3期上。这是我国学者关于疫霉属真菌的第一篇论文，历史赋予了他在植物病害研究方面奠基人的地位。他还在《广东省地方农林试验场第六次报告书（民国十年度）》中的“病虫害课成绩报告，病害部”里，详细总结了他在这里工作的情况。在广东工作期间，他结识了在广东省教育厅任督学的丁颖。作为留日的农学家，自然关心农校的建设和发展。作为研究水稻的权威专家，对于水稻的病害自然有所关注，少不了向戴芳澜咨询。20世纪20年代，我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民不聊生，经济萧条。农校的办学经费经常拖欠，连教授的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1923年广东财政厅甚至要将农专农场拍卖。为了使丈夫能安心工作，邓淑媛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了一日三餐，邓淑嫒不得不经常变卖衣物和手饰，长期生长在湖北的邓淑媛，对于广东湿热多雨的气候也难以适应，经常生病。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由于内仗，工资经常不发，生活难以维持，因此于1923年到南京东南大学教书。”后来戴芳澜回忆这前后3个年头的经历，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一位学生——林亮东，研究了一种病害——芋疫病。在此期间，中国真菌学史上另两位重要人物先后出国留学。魏喦寿，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人，生于1900年7月23日。1921年，魏喦寿毕业于南洋中学；翌年，赴日本留学，入读京都帝国大学化学工程科，主修化学和微生物学。邓叔群，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902年12月12日。1923年，邓叔群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赴美国留学，入读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林学和真菌学。
健客：具体点呗。
云飞：林亮东、魏喦寿、邓叔群等，后面慢慢聊。至于芋头嘛，原产中国、印度、马来半岛等热带地方。在我国南方，芋头是一种重要农作物，荒年甚至是救命的粮食。《史记》中记载：“岷山之下，野有蹲鸱，至死不饥，注云芋也。盖芋魁之状若鸱之蹲坐故也”。芋疫病主要为害叶片和球茎。本病由疫霉属真菌侵染引起。叶片上初生的病斑为黄褐色斑点，后扩大融合成圆形或规则形的大斑，病斑有明显的同心轮纹，湿度大时，斑面可见一薄层白色霉状物，是病菌的孢子梗和孢子囊。在坏死组织分泌有黄色至淡褐色液滴，后期病斑多从中央腐败成裂孔，严重受害的叶片仅残留叶脉呈破伞状，地下球茎受害，可致部分组织变褐腐烂。病害的发生和蔓延取决于当地的降雨量和降雨日数，并由风雨传播进行重复侵染。一般在种植地低洼渍水、偏施氮肥、过度密植或长势过旺，都会引起病害的严重发生。芋头不同品种抗病力有所不同，水芋较陆芋抗病，陆芋中的香芋又较红芽芋、白芽芋抗病。
书接上回。蜜月刚过，经友人介绍，杨杏佛到一家外资银行去面试。但他见不得华人员工对洋人点头哈腰的样子，还没面试，便拂袖而去。岳父赵凤昌倒也理解他的铮铮傲骨，劝他到中国企业去工作。不久，汉冶萍公司聘请他到汉阳铁厂会计处任成本科长。1918年12月，杨杏佛携妻赴汉阳就任，结果刚刚到达汉口，在伯牙台5号定居的次日，赵志道就因路途颠簸导致早产，生下了杨小佛。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欣喜若狂。此刻的杨杏佛，一人的收入已足够养家。赵志道则在家精心哺育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然而，汉阳的政治空气实在是太沉闷了，杨杏佛看不惯厂方压迫工人的种种卑劣伎俩，萌生去意。“五四”运动爆发，杨杏佛呼吁武汉的欧美同学会成员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却遭到厂方拒绝，理由竟是害怕遭到军阀镇压。他对此极为愤慨，于1919年8月辞职后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就任商科主任，与工科主任茅以升、农科主任邹秉文，并称“东南三杰”。1920年12月7日，当时的国务会议通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国立东南大学，杨杏佛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在学生中有“清辩如翻澜”的美名。
杨杏佛月薪200元，开始日子过得还蛮宽裕。然而，好景不长，家庭矛盾逐渐产生。杨杏佛是家中长子，也是孝子。此刻他的父亲已去世，留下老母亲孤苦伶仃在家中度日。杨杏佛便将母亲接来南京家中，安度晚年。同时，还将六妹接来帮助赵志道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可是，他没有顾及妻子的感受。赵志道从娇生惯养，性格倔强，哪里听得进婆婆和小姑的意见？于是，婆媳、姑嫂间不断发生争吵，闹得杨杏佛两面劝架，两面受气，成了一块“三夹板”。据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回忆：“母亲个性强，脾气不好，也不善持家，更不会侍奉婆婆。婆媳间矛盾不断加深，后来祖母住到尼姑庵里面，父母为此经常吵架。他们的同学、友人都劝母亲出去工作，但母亲搞不好人际关系，始终拒绝出外就业。父亲对学生很好，学生们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久而久之，他们知道了我父母吵架的内情。有一位学生还以江红蕉的笔名写了一本小说《灰色眼镜》，就是以描写我家矛盾为主要内容。”
家庭不协调，不影响杨杏佛报效祖国的热情。他在投身于教育救国的实践中，面对武人政客充斥政界，人民大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力呼各界人士勇敢地行动起来，担起救国的责任。他在东南大学宣讲《资本论》，鼓励学生参加“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梅庵和学生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在玄武湖和同学一道庆祝马克思诞辰，讲马克思生平，勉励学子为认定的理想和目标而献身。杨杏佛得到广大学生的尊敬和信任，“不愧为南高、东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算起来，杨杏佛和戴芳澜既是清华校友，又同为科学社成员，还是东南大学同事。1924年，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杏佛等人在东南大学成立国共合作的地下组织，从事革命活动，此举受到郭秉文敌视。道不同不相为谋，杨杏佛辞职离开东大，再次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同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杨杏佛随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杏佛陪伴孙先生走过其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深受孙中山精神所鼓舞，深得孙中山思想之精髓。孙中山逝世后，他担任孙中山先生的丧事筹备处主任干事，次年4月，于上海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东段)24号设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任总干事，主持筹建中山陵。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